民主和性别的全球化影响已经影响到肯尼亚的妇女权益。尽管全球力量有时会推动肯尼亚的性别平等,但是其效果并非总是积极的。全球和国家层面上关于性别赋权的抗争并非总是相辅相成的,实际上在发展中的民主政体,比如肯尼亚,二者有时相互冲突。因此,当我们试图把全球民主和国家民主联系起来以此推进妇女地位的提升时,一个困境就出现了。
自从20世纪70年代,全球领域中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很多进步,这对于任何有意义的民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的条约》(CEDAW)在1979年的联合国大会上被采纳。联合国也资助了在墨西哥市(1975年)、哥本哈根(1980年)、内罗毕(1985年)、北京(1995年)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北京行动平台分别在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得到回顾,依旧是性别政治的核心助推力。此外,性别平等在千年发展计划(MDGs)中也有所体现。国际领域也推动关于发展中的妇女(WID)、妇女和发展(WAD)和性别和发展(GAD)等理念的重大思考。
尽管肯尼亚政府坚定不移地参与围绕性别政治的全球活动当中,这些参与在1990年以前并没有转变成国家层面上妇女权益的实现。在早些年的时候,肯尼亚妇女权益的发言人绝大部分都是政府部长和其它显要人物的太太。家长式的领导并不认为它有威胁性。墨西哥大会推进1975年在肯尼亚政府内成立了妇女部,但是这个部门面临着资金不足、人员短缺的挑战,
以至于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这个部门只不过是一个“附加”程序,并没有改变政府中主流的性别歧视。但是,妇女部的确指导了1985年内罗毕的全球妇女大会。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肯尼亚的妇女组织开始把妇女权益同国家中更广泛的人权和更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结合起来。1991年,国家宪法中关于一党执政的具有正义的条款被取缔,被多党执政多替代。然而,国家抵制在国家层面上来推动国际助推力下的民主,这股反对力量对肯尼亚的妇女组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争取性别平等的倡议者被看成是威胁国家的敌人,民主空间一般层面上的扩展并未给妇女权益带来多大的改变。相似的,全球北京行动平台也没有为肯尼亚带来直接的好处,因为政府和民主运动之间持久的对抗。
新千年自从多党政治实施一来,别赋权开始在肯尼亚出现。例如,妇女在议会中的席位从1998年的4.1%翻翻到2002年的8.1%。在部长级职位中妇女领导人从2006年的5.8%增长到2008年的16.7%。在高级公务员、大使和地方参议员的职位中,妇女领导者的人数也有所上升。这一期间,对妇女有正面效果的重要立法被通过。妇女部成为一个齐备的政府部门。2003年议会设立了性别和发展的国家委员会,尽管资金不足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005年性别赋权测量(GEM)认为肯尼亚的指数是0.54,高于前三次的国家人类发展报告。
然而,从2008年开始,当后选举的动荡再次把性别赋权和妇女权益抛到脑后时,进步越来越小。全球力量并无法扭转这一消极的趋势。尽管民主空间的扩大——部分是由于全球力量的推动——对提升肯尼亚的妇女地位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个国家同邻国和东非国家相比仍旧存在低程度的性别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