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民主的跨文化建构”（ICGD）项目计划于2010年启动，作为”构建全球民主”计划的五个主要努力之一。

现行全球治理的框架由于西方文化的统治，缺乏民主的合法性。ICGD项目由对现行框架的普遍反对促成。全球事务的主要规则与管理机构均由西方政府与非政府人士构建，其制度对非西方文化的价值与经验给予的承认与表达机会不足。因此，世界许多地区——尤其在非洲和亚洲——对现有全球治理的参与始终不冷不热。

ICGD项目补充“全球民主的结构重新分配”项目。鉴于SRGD项目探讨纠正全球治理中随机的物质性不平等的方法，ICGD项目调查消除观念性不平等的方法，这种观念性平等在了解世界的特定方式被随机控制或强行压制时出现。在全球治理中，西方的文化单边主义如何更替为积极的跨文化主义？全球治理中的文化多元论道德不仅在民主原则上具有合法性，而且，随着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和东南亚等全球重要力量的成长，文化多元论的道德越来越具有实践的紧迫性。

“全球民主的结构重新分配”（SRGD）项目计划于2010年启动，作为”构建全球民主”计划的五个主要努力之一。

SRGD项目的出发点是：全球事务治理中更广泛的民主必须通过世界资源的均衡分配实现。对全球民主更清晰的思考（通过CGD项目的推动），更具批判意识和行动的公民（通过CLGD项目的促进），以及更多对公众开放的决策过程（通过IEGP项目的支持）都是关键性因素。然后，如果全世界的人们享有经济资源机会的差别性依旧巨大，这些举措都不能充分发挥其推动全球关系管理民主化的潜力。资源的不平等迅速转化为政治的不平等。

SRGD项目将汇集研究者、公民社会行动者与官员，他们都曾通过各种计划推动世界资源的进步性重新分配，以求无论何处的公民都享有更平等的机会来塑造全球政治。同以往的”构建全球民主”计划一样，SRGD项目的参与者将来自不同的地区、文化、学科和政治视野。

“全球决策”（ IEGP）项目计划于2009年启动，作为”构建全球民主”计划的五个主要努力之一。

IEGP项目源自公民在全球治理的参与度——就其现有的程度来讲——是不平衡的。许多人都因为他们在哪里出生这一历史的、地理的、社会的偶然事件，在全球政治中被边缘化。这些随机的不平等现象违背了民主原则，即所有公民都应该拥有同等的机会，参与和监督公共事务。

例如，北半球的人们相对于南半球的人往往有更多参与全球政治过程的机会。此外，城镇居民（特别是在国家首都和其他全球性城市）相对于农村居民通常有更多机会融入全球管理事务。全球治理中的其他随机的边缘化往往不利于残疾人、土著人民、非正式工人、 种族除籍者、肤色和性别的少数人、妇女和青年。

为探索消除不公正排除的创造性方法，IEGP项目将汇集领先的研究人员、为全球事务治理的包容性而斗争和记录斗争的公民社会行动者与官员。同以往的”构建全球民主”计划一样，IEGP项目的参与者将来自不同的地区、文化、学科和政治视野。

“全球民主的公民学习”（CLGD）项目计划于2009年启动，作为”构建全球民主”计划的五个主要努力之一。

CLGD项目源自这一原则：人民获得民主权力的前提是其必须意识、了解影响自身的问题，并能够对其做出反应。不对其所在的政治环境进行学习的公民不能追求有意义的自决。当前情况下，全球人民对于全球环境以及他们是如何被统治的意识是贫乏的。问题由此产生：什么样的学习能够为公民更民主地管理全球事务提供权力？

CLGD项目将探索在全球事务中公民学习的多元化创新。案例研究将考察诸如关于全球问题的学校课程、高等教育中的全球关系学位、有全球意识的公民行动者的热门大学、（主流的和附属的）大众媒体培养全球意识的创新行动、全球政治的公共资源中心的发展、通过文科的全球学习，以及相关治理机构进行的有效公共信息推广的实例。

如同”构建全球民主”计划的其他措施，CLGD项目将汇集这一领域的十位全球领先研究者，进行相互之间的对话，以及研究者与致力于公民学习这一问题的公民社会和官方行动者之间的对话。参与者将来自多元化的地区、文化、学科和政治视野。

CLGD项目的研讨会目前计划在新德里举行。各种演讲和出版物的发行将随之而来。项目专著的最终出版期望在加拿大进行。

开罗研讨会之后我们会相继发行几种出版物。

行动宣言

这两页纸的政策简讯总结了构建全球民主探讨会的主要的观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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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民主概念化”（CGD）项目启动于2008年年中，作为”构建全球民主”计划的五个系列项目的先导。

CGD项目源自对在全球化世界的背景中，对什么是“全球民主”清晰认识的普遍缺失的观察。首先，涉及到全球问题（诸如武器扩散、气候变化、金融流通、人权，传染病与互联网交流）的治理是何种形式？此外，全球政治中应自决的人民是何种状态——当民主面对全球问题是何种情况？传统民主模型为适应全球问题的管理需要做出哪些概念性调整？或者当代全球化和相关的政策挑战是否要求民主概念在根本上被重新规定？如果是这样，民主应怎样被适当地重新思考？

许多社会和政治理论家在过去20年中已在考察这些问题。但是，讨论仍是不充分的，特别是这些主题的思考者倾向于在地区、文化、学科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分立。再者，学者同将全球民主的观念付诸实践的行动者之间鲜有交流发生。